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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党史视野下的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

来源:中央党史研究

百年党史,中华崛起。当年开天辟地大事变,演绎成改天换地大飞跃。以方志敏为代表的革命先烈所憧憬的愿景——“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1】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前仆后继的长期艰苦卓绝奋斗后,终于变成、并且正在变成比之更美好的活生生的现实。可爱的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进入到实现强起来伟大飞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已毫“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 【2】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百年华诞,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如期实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乘势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吹响了动员号!这是献给伟大的党最荣光灿烂的寿礼!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带领人民使中国实现扭转乾坤的巨变呢?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党的指导思想坚持了作为科学指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样一个又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引领着中国共产党从胜利走向胜利,使社会主义中国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中华民族是富于理论思维的民族,中国共产党是善于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之际,让我们穿越时间隧道,回望党进行理论创新的艰辛而伟大的历程吧!

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异常特殊性与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和发展

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3】。一个时期,这个结论受到质疑。其实,这是真实的历史。包括毛泽东在内的那一批先进的中国人,就是在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的迷茫中,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使他们的思想豁然开朗,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创立了中国共产党。

一些人对此产生质疑,从思想方法言,有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十月革命经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创立者早就告诫: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回首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使中国革命一再遭受挫折,也在于没能把握这一点。

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也是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既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如磐石,学习马列著作如饥似渴,其领悟能力又异常超强,没有丝毫的学理主义、教条主义和书呆子气。他在初次读了《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后,知道人类有史以来就有的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就“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4】 。于是,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革命斗争道路,形成了党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毛泽东思想。

事非经过不知难。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并非径情直遂。

(一)中国异常特殊的国情和毛泽东思想的创立

中国异常特殊的国情是什么?毛泽东回答:“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这几个字。”中国人民深受两种压迫,“一种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种是封建势力的压迫”。【5】 由于这双重压迫,中国贫困落后程度为世界少见,阶级矛盾的对抗冲突空前激烈。尽管工人阶级人数较少,但作为工人阶级天然同盟军的农民阶级蕴藏着极大的革命性。反动统治势力在城市特别强大,但在偏远农村却比较薄弱,将革命的重心转移到农村就能使革命力量得到发展。特别是由于多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政策和分散的地方农业经济,各派军阀间的战争连绵不断,这非常有利于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发展“工农武装割据”局面。毛泽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红军、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6】这是毛泽东基于对中国特殊国情的分析而对中国革命的特殊立足点的深刻把握。尽管这些认识是在上井冈山后逐渐明确的,但这些思想在他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后就在孕育之中。因此,在大革命失败后紧要关头的八七会议上能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宏论;在领导湘赣边秋收起义队伍攻打长沙不下,立即掉转枪头带领队伍上井冈山开辟了党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他在坚持井冈山斗争一年多后又下山转战闽西赣南创建了中国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中央苏区,在严酷的反“围剿”斗争中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

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主张,不断遭到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中央领导人的反对。由于中央的错误领导,也由于根据地资源几乎耗尽,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不得不战略转移进行长征。湘江血战惨烈,红军牺牲巨大,唤醒了广大指战员的觉悟,强烈要求改组中央领导班子。这才促成了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成为实际领导核心,实现了党的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挽救了濒临绝境的党和红军。

全民族抗战开始后,中日两国三方(共产党、国民党和日本)的复杂矛盾关系和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多方面实践,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反思,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愈益丰富。《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深刻分析中国社会形态和阶级关系,进一步明确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权、性质、动力、对象、任务和前途,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从而使“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得到解决。这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理论体系的重要标志。整风运动开展后,全党不仅认识到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上是党的正确路线代表,在理论上对马列主义有创造性发展,而且找到了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硕成果的科学称谓——毛泽东思想。作为整风运动理论成果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作用。中共七大正式确立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二)毛泽东思想的初始体系和发展后的完整体系

在中共七大上,刘少奇代表中央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和体系作了充分论述。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下了多个定义:一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性格的要求言——“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或“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性和民族化言——“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的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三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言——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总路线”。 【7】这多个定义,旨在从不同角度揭示毛泽东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本质特征。报告概括毛泽东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指出:毛泽东思想的具体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 【8】。根据大会形成的共识,七大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中国共产党自创立以来第一次将经过千辛万苦获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理论成果,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中共七大以后,毛泽东思想还在发展。在解放战争中,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从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过程中,在艰辛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毛泽东思想得到了新的丰富和开拓。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挺立在世界东方。尽管党的探索经历了不少曲折乃至严重挫折,但党还是经过自己的力量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从危难中重新奋起,拨乱反正,揭开了党的百年历史新篇章,也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新的构建。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同志的晚年错误加以区别后,给予毛泽东思想新的定义。这个定义在十二大党章中概括得更加全面,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新的体系是《决议》的“六+三”格局。所谓“六”,即有六个方面的内容: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关于政策和策略的理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所谓“三”,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六个方面的内容和三个基本点,被视为“把中国长期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形成了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 。【9】毛泽东思想的新体系,比中共七大的初始体系更加全面,包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正确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体现革命战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内容;涵盖治党治国治军、兼及内政外交国防各个方面,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如何革命、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将毛泽东思想的内涵提升到了新的高度,标志着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境界。中共十五大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

(三)必须坚持与党共存的毛泽东思想

1981年《决议》指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 “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10】 习近平进一步指出:革命领袖是人不是神。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顶礼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毛泽东思想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它培养的大批骨干,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挥了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11】 这是我们党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态度。用广大老百姓更接地气的话说,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守护神,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立党之基、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长治久安之根。毛泽东思想与党的生命同在,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始终坚持。

二、百年党史的改革开放新时期与邓小平理论的创建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百年党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催生这次伟大觉醒,进行新的伟大革命,孕育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推动实现新的伟大飞跃,从党的指导思想言,创建的邓小平理论起了决定性引领作用。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艰难抉择。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邓小平实际上已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进行新的伟大革命的重大方针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他通过不断反思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的和新鲜的、成功的和失败的、中国的和外国的经验教训,指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条道路叫做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不走这条路,就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这条路才是通往富裕和繁荣之路。”【12】

邓小平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指导思想很明确。一方面反复强调,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扭住不放,不能丢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另一方面不断指出: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断送。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为了使中国赶上时代前进的步伐,首先对新中国成立以来走过的道路和经验教训进行科学总结。1981年《决议》通过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来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作了初步概括,明确中国共产党已逐步确立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邓小平领导全党开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实行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接着推行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从经济体制的改革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全方位转变。党的理论认识随之向前推进和升华。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深刻阐述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大会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经验作进一步总结,并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阶段、任务、动力、条件、布局和国际环境等方面,对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一系列理论观点作了归纳,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了初步轮廓。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发表谈话,集他个人思想理论之大成,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诸多理论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方针政策,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在以邓小平南方谈话统一全党思想的基础上,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经过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世界发展变化新特点的研究,经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鲜经验的总结,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它包括: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实现祖国统一等方面。大会确立“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指出这个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相同步,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进一步深化。199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首次使用“邓小平理论”科学称谓,正式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对邓小平理论作出新概括,指出邓小平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13】邓小平理论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观的一个新形态,全党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进入新境界。

(二)邓小平理论是使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以来走向富起来的首个理论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针对中国探索社会主义经历的曲折和挫折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30多年,“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14】 。他批判“四人帮”说:我们不要资本主义,也不要贫穷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 【15】,“我们要发达的、生产力发展的、使国家富强的社会主义”【16】。邓小平理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的第一个理论。

邓小平理论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有四大“秘笈”。

——率先提出并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17】 习近平指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我们要坚持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作为兴国之要、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把改革开放作为强国之路,不能有丝毫动摇。” 【18】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富起来的根本“秘笈”。

——提出被誉为开启改革开放闸门“三板斧”的大政策。第一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发展。搞平均主义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让先富带动和帮助后富,“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第二是支持农村改革,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废除人民公社制度。这是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的“第一个飞跃”,“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三是倡导兴办深圳等地经济特区,推动全国对外开放格局。“我可以放胆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决定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成功的。” 【19】

——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突破了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邓小平从1979年开始一直在思考这个被视为“异端”的问题,不断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就是资本主义的。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海神针。随后,中共十四大确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理论成就。它挑战了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的不可能,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也成为邓小平理论最具标志性的创新理论。

——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方针和在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在世界上的自处之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继续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把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环境作为首要任务。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中国争取50年到70年时间发展起来。这个战略思想是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基本指针。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面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严厉制裁的紧要关头,他又提出一套指导中国如何冷静应对国际风云的自处之道,成为党中央妥善处理若干风险、不断赢得和平发展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指针。这些指导方针为中国从站起来走向富起来营造了难得的外部环境。

(三)正确认识和始终不渝地坚持邓小平理论,关系中国的长治久安

长期以来,对邓小平理论有两种错误认识。

一种错误认识,是将它与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这是完全不了解这两个理论的共通性和后者对前者的继承性。实际上,邓小平理论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它上承毛泽东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坚持和发展。邓小平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正是由于邓小平坚持正确对待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才使党没有分裂、国家没有动乱,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保持安定团结的稳定局面。邓小平理论“启下”,即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初始理论、本源理论和基础理论,此后党的指导思想理论都是对它的坚持和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发展。

另一种错误认识,是将改革开放以来的负面现象归罪于邓小平理论。这也是既不了解历史,又缺乏正确认识问题的辩证思维。改革开放本身就具有“双刃剑”效应,邓小平一直坚持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的“两手政策”。他说:开放、搞活,必然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对付它,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他不断强调:“我们要反对腐败,搞廉洁政治。不是搞一天两天、一月两月,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20】因此,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那种“抑邓”“贬邓”歪风。要分清现实生活中的主流和支流,要区别理论要求与实际工作偏差,不能混为一谈。要高瞻远瞩,深刻认识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守护神”,邓小平理论同毛泽东思想一样是党须臾不可丢掉的护身法宝,只有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和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走向21世纪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在两个世纪的千年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2000年早春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讲话中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理论建构,将其规范表述为: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002年中共十六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理论升华,成为引领党和国家在新世纪前进的新的指导思想。

(一)世纪之交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

为什么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世纪之交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呢?最重要的是基于这三方面考量:首先是对世纪之交的国际形势有了新的认识。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明显加快,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国际环境、政治关系,以经济为基础、科技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竞争更为激烈。国际形势的深刻变化,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时代背景。其次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巨大变化有了新的感悟。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的发展阶段。党所面临的新的历史任务,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实践基础。再次是对党的现状深刻分析后提出的新要求使然。随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党的队伍发生重大变化,新党员数量大量增加,干部结构在不断重组,党的阶级基础在增强,群众基础在扩大,要求党进一步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加强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的现实依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面向世界的开阔视野和紧跟时代的创新意识,全面说明了新时期党的各项工作的本质要求。中共十六大报告指出:“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21】为此,要坚持“四个必须”,即必须使全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开创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必须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必须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十六大党章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发展史上的新里程碑。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由治党及至治国的创新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新的指导思想有其特质,即是由治党及至治国的理论。为什么会有这个特质呢?这是因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艰难形势下受命时,邓小平有明确政治交代:“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22】 江泽民一直牢记着这个嘱托,要首先治党。为此,提出了“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 的【23】名言。这是江泽民对治党与治国关系的精辟概括。治党,既要在实践上狠抓党的建设,还要在理论上有“新道道”。这个“新道道”,就是要抓住党的根本问题,对党的先进性作新的思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关于党的先进性的新理念,对党本身的认识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具有鲜明的影响力。从党的先进性入手治党,在理论上是站在制高点上,能高屋建瓴,主导和统领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发挥纲举目张之巨大能量。这是理论治党的高招妙着。

同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不仅仅是治党的创新理论,还兼具治国之宏策。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大国的大执政党,一方面,不可能离开治国去孤立地治党,只能在治国的同时来治党;另一方面,治党不是目的本身,使党永葆先进性,还是为了治国,执政为民,兴国安邦。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意味着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意味着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意味着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这些要求都涉及治国根本问题。经过中共十六大报告等文献的理论构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基本要素、历史背景、立论依据、传脉关系、时代精神、实践要求、体现途径、重大意义等问题,不仅得到充分说明,而且它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阶段和发展道路、根本任务、全面改革、对外开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国防和军队建设、统一战线、祖国统一、外交和国际战略等诸多方面,都有重要论述。这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与时俱进地提出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问题,是对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系统总结的科学理论。因此,中共十六大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世纪之交的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重要指南。

(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引领“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

邓小平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作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政治交代后,1994年9月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全面推进。

将党的建设作为“伟大的工程”,是毛泽东在1939年提出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功地实施这项伟大工程,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围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执政党、怎样建设执政党的问题,实际上开启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面向新世纪,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提出推进这个新的伟大工程,旨在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首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先进性新理念,是全面引领新的伟大工程的旗帜。长期以来,对党的性质的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对先进性内涵是讲“一个代表”,即“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才将党的性质扩展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将先进性内涵由“一个代表” 扩展为“三个代表”。这就是说,直到2000年前,从中共二大到十五大的75年,基本上是“一个先锋队”和“一个代表”思想,尽管历届党章的文字表述有所不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对党的先锋队和先进性的认识与时俱进,既使党的先锋队性质更加全面和完整,更有利于党将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三者的根本利益很好地统一起来;也更有利于增强党的政治和科学文化素质,更能说明党的先进性的完整性。这在马克思主义的党建学说史上是第一次,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党建理论的这个伟大创新,起到了引领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的旗帜作用。

其次,中共十六大对全面推进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作了全面部署。即明确了全面推进执政党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总方针和总要求,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强调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方针,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重点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这样,在世纪之交新阶段,全面推进新的伟大工程,方向更加明确,思路更加清晰。随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贯彻落实和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再次,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是全面推进新的伟大工程的基础工程。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的战斗堡垒,也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在世纪之交,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6700万党员、400万个基层组织的执政大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思想,采取了许多重大举措,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比如,提出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团结和带领群众进行改革和建设的战斗堡垒,建设成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再如,提出加强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将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辐射到全社会。2002年,全国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户有2600多万户、从业人员有8000多万人。但是,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党组织很不健全,发展也不平衡。1999年底,全国私营企业中建立党组织的只有1.5%。这种状况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江泽民发表“三个代表”讲话,对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状况的关注是一个重要背景。他要求各级党委抓紧在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中加强党建工作,并对社会各个方面优秀分子入党的主要标准有明确指示。他给予非公有制群体社会成员一个新的称谓,即他们同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一样都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一切社会成员能否加入中国共产党,就看他们“能否自觉地为实现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是否符合党员条件”。【24】他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个大熔炉。建党80年来,已将那么多非工人阶级成分或出身的人熔炼成了工人阶级先锋队战士,有的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有的成为党和国家杰出领导人。现在我们这个已空前壮大并有丰富经验的党,更有能力将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熔炼成“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为党的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面推进执政党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巨大努力,在实践上使党的面貌焕发出蓬勃生机,在理论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

四、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观

历史滚滚向前,理论不断创新。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觉醒,催生的伟大革命,释放的不可遏制的理论力量。继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两大指导思想的创新之后,2003年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经过10年实践检验,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升为新的指导思想。这是百年党史理论创新的又一个伟大成果,引领全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新的胜利。

(一)为什么要提出科学发展观及其科学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同时,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逐渐显现出来。早在1993 年9月,邓小平就指出: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12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1995年9月,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中,论列了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这个总揽全局的关系,以及速度和效益、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及收入分配中国家、企业和个人等12大关系。他指出: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存在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要靠自己的发展。改革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纽带,推进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旨在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稳定是发展和改革的前提,没有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切无从谈起。保持稳定是全党工作的大局。全党要自觉维护、服从和促进这个大局。这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重要理论背景。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进入21世纪之际,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更加显现。比如: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但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性障碍依然存在;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但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还有相当数量;协调发展取得显著成绩,但改变农村发展滞后,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任务艰巨;等等。中共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长期以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充分吸收人类现代文明进步最新成果,准确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进入新世纪后的阶段性特征,站在历史和时代的新高度,围绕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么样发展等根本性问题,坚决纠正一些偏颇看法,端正发展观念,于2003年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这个内涵十分简洁,各要素的功能定位也很明确。作为第一要义的“发展”,是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打下坚实基础;作为核心的“以人为本”,是突出党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作为基本要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是使人民在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中生产、工作和生活,实现经济社会永续发展;作为根本方法的“统筹兼顾”,是为了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关系。这就是说,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发展的科学性,树立科学发展新理念。精准把握“科学”二字,是它的真谛。

(二)科学发展观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结合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明确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乃至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了重大的丰富和发展。

1.对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用最简捷的语言来表示,就是“发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一言以蔽之,也是“发展”二字。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不仅拓展了“发展是硬道理”和“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思想,而且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发展方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和谐发展道路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科学发展理念贯通起来,赋予党的发展理论以新的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化了对于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认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形态。

2.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自身的发展理论的重大发展。《共产党宣言》有一“金句”:在未来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强调这一“金句”,并将所追求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关于人的理想和现阶段关于人的发展目标作了区分,提出目前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将来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前提。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就是以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为根本。这里的“人”既指群体,也不排斥个体。这正是科学发展观提出后得到社会高度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因。“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又进一步明确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每个人的发展和一切人的发展的关系、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群众的具体利益的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重要创新。

3.对长期存在的以社会为本的发展观的重大发展。所谓社会发展,主要指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人的发展则指人的知识、能力、素质等的发展。这两者是对立的统一。一方面,社会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提供环境和条件;另一方面,人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人的社会,没有人的发展就没有社会的发展。根据《共产党宣言》,人的发展比社会的发展更具根本性,因为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的发展状况决定着社会发展状况。但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实际过程来看,社会的发展在许多方面是以牺牲人的发展来实现的。这不仅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是很明显的,就是在社会主义现阶段,由于国际上还有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存在,在相当长时期也很难不以社会发展为本。但是,就中国内部的发展言,不断强调以人为本、以人民利益为中心,就为实现由以社会为本的发展观到以人为本的发展观的转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因此,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社会学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

4.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科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执政理念,更加明确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它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来谋发展、促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思考,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因此,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重大发展。

(三)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三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使用很早,它的内涵是什么却不十分明确。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概括了它的两个重要内涵: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包括什么内容,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哪些理论。在2011年庆祝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又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容。中共十八大报告继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三大内涵作了阐释。这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提出科学发展观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三大贡献。

1.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成果在中共十三大首次提出来的,但对其内涵没有明确界定。中共十七大报告首次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25】中共十八大报告认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这四个“关乎”,将其重要性说到近乎极致。十八大报告讲道路的内涵时强调了“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三个内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特征。加这一条,原来的四项建设扩充为五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更加完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报告论述以人为本的内容,加这一语,体现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加此内容,符合党心民意。强调上述三语,再讲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发展的目的性和目标性就全面了,对道路内涵的表述更加完善。

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中共十七大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创新理论的新概括。中共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明确为党的指导思想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这里,由于是讲改革开放以来的创新理论,而不是建党以来的所有创新理论,因而以邓小平理论为其始基理论,没有将毛泽东思想包括在内。这丝毫没有否定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旗帜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是封闭的,中共十九大后,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包括进去了。

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思想是邓小平在1987年提出的。他对此的一系列论述,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明确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要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思想。胡锦涛在2011年七一讲话中首次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内涵,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是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自我完善和发展形成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26】 。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这个制度体系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对今后国家的发展,尤其是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三大贡献,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和特点的认识愈益深化,也说明党的理论创新在多方面展开,成果越来越丰硕。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百年党史,历经沧桑。中国共产党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艰苦卓绝奋斗中,大体分为四个时期。一是28年浴血奋战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实现从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和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人民成为国家主人的新社会的伟大转变。二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尽管经历严重挫折,但取得的巨大成就和经验教训是宝贵的,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这29年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既充分显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也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三是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党和国家的面貌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这30多年使中国人民在此前站起来之后又迈步走向富起来。四是经过数十年长期积累,自中共十八大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战略,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领导中国人民进入实现强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又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阔步迈进。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伟大创新

党自诞生以来,就顶级理论创新言,先后创立了前述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党的指导思想的又一次伟大创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自履新以来,遇到三个新情况:一是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二是面对国内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等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三是面对党面临的重大风险考验和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面对世情、国情、党情出现的新情况,新一届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伟大成就。作为它的理论成果,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时代课题。

这个重大时代课题,包括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目标、总任务、总体布局、战略布局和发展方向、发展方式、发展动力、战略步骤、外部条件、政治保证等基本问题,并且要根据新的实践对经济、政治、法治、科技、文化、教育、民生、民族、宗教、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一国两制”和祖国统一、统一战线、外交、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作出理论分析和政策指导,以利于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围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它明确了:(1)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2)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4)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5)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6)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7)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上述思想涉及领域全面,科学内涵异常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革命性、实践性特征,是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传承维度言,它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继承和吸收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价值共识、精神追求、政治智慧、历史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相融合的最新理论结晶。它是中华民族的灿烂瑰宝,必将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大放异彩。它的指导作用,对中国言,堪称党实现新的历史使命的理论灯塔,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行动指南。它的国际影响,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不断发展看,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关注的重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一步张扬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力,有利于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会在党进行的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新征程上不断丰富和发展。

(二)全面从严治党与构筑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制度体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百年党史上实施了两项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战略举措,也是两大重要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

——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从严治党”概念是中共十三大报告最早提出的。随后由江泽民将治党与治国加以贯通,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思想。习近平任总书记后,将加强党的建设作为重中之重的历史使命,在2014年12月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这个战略思想的丰富内涵有多个层面的创新,既有理论层面的,也有实践层面的;既有宏观视野的,也有中微观视野的。

就理论创新言,首先,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战略的理论指导——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发展。它强调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与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要互相贯通,相辅相成。其次,提出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紧密结合。既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具体化和落脚点,也是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思想的逻辑延伸。它有利于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和对党的忠诚度,进一步强化全党对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的坚定度。既使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真理力量,也具有强大的人格力量。

就实践创新言,主要有:学习教育活动常态化,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对全面从严治党起重要牵引作用;对腐败现象零容忍,猛药去疴,重典治乱,“老虎”“苍蝇”一起打,使多少年来一直遏制不住的腐败现象多发高发势头首次得到有效遏制;空前地提升巡视监督作用,将其视为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充分发挥从严治党利剑作用;健全和完善监察制度,成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代表党和国家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不断推进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国家监察体制形成。

特别是全面从严治党,以雷霆万钧之势开展的反腐败斗争,成功地挑战了西方国家鼓吹的只有实行两党制才能反腐败的所谓普世价值论,以及全盘西化论者散播的“反腐党亡,不反腐国亡”的谬论。这在理论上提升了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在实践上更加巩固了执政基础。这场伟大的自我革命,校正了党和国家的前进航向,既是党的作风建设的一次拨乱反正,也是中国走向强起来的根本保证。它对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挑战不可能”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系统总结党领导人民在新中国70年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全面回答了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构筑起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

这个基本框架,首先勾勒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宏伟格局。《决定》有三个“第一次”:(1)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方方面面的显著优势,不仅使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有了更为全面的依据,而且使构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和国家治理体系有了强力理论支撑。(2)第一次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由13个领域和方面的制度组成的制度体系。其中,党的领导制度被定位为最重要的根本制度,对其他制度建设具有统帅意义。它统领和贯穿其他12个方面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领域的制度和体制机制,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方面。这是一个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组成的多层次宝塔型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即由“1+12”制度图谱组成“众星捧月”格局。这12个方面的制度功能各异,但组合在一起,就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以党的领导制度为统领的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这个“1+12”的制度体系,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证。(3)第一次明确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演进方向和规律,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扩容的进程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间的逻辑联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思想,从邓小平提出制度治党治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思想肇始,经过胡锦涛首次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内涵,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理念,直至这个《决定》阐述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各类制度,部署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深化的重大体制机制改革任务。这样,构筑这个确保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制度体系,经过了整整40年,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自然过程。

(三)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

2020年10月下旬召开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是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胜利的纲领性文献,也是落实中共十九大对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分两个阶段推进战略安排的行动指南。它既是党的第一个百年目标的收官之作,也奏响了向党的第二个百年目标奋进的进行曲,是党的战略创新的重要部署。

中共十九大指出: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习近平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上谈到制定“十四五”规划《建议》的指导思想时说:党中央的建议主要是管大方向、定大战略的。在起草过程中,注意把握以下原则:一是处理好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做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二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好发挥我国制度优势。三是处理好开放和自主的关系,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四是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有效防范和应对可能影响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五是处理好战略和战术的关系,制定出一个高瞻远瞩、务实管用的规划建议。

据此,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建议》,坚持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统一,坚持中长期目标和短期目标相贯通,坚持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相协调,综合考虑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外发展趋势和中国发展条件,做好“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有机衔接,对“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其基本思路和主要目标是: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经济行稳致远、社会安定和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锚定的2035年远景目标是:(1)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将大幅跃升,经济总量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将再迈上新的大台阶,关键核心技术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2)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3)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4)建成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5)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6)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明显增强;(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8)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9)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实现这个远景目标,必将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悠悠岁月,党的历史即将浓墨重彩地书写百年华章。蓦然回首,艰苦卓绝奋斗取得的伟大成就令中国人民无比自豪。但是,犹如毛泽东当年所说: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那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我们要继续坚持“两个务必”,持续接力,以愚公移山精神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本文作者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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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方志敏全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8页。

2.《方志敏全集》,第138页。

3.《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1页。

4.《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1—22页。

5.《坚持国共长期合作》(1939年7月9日),《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

6.《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7、98、102页。

7.《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3、335、334页。

8.《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5页。

9.《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6页。

10.《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第60页。

1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92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5、149—150页。

13.参见《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12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2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5页。

1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

1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

1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49页。

19.《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6、355、239页。

2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8、327页。

2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页。

2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14页。

23.《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96页。

24.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69页。

25.《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页。

26.《胡锦涛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27页。